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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必然要发展的未知的中华伦理性文明体，由此便能得到重塑：中国人性由此得以健康发展，中华现代文明由此可能得以繁荣和进步。

（罗素《西方的智慧》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2）这段话可以这样理解：哲学的属概念不是学科，不是成体系的知识，因为它没有任何教条，当然也不存在任何权威性。因此，原则上不存在什么教条、礼仪或神圣的问题，尽管个别哲学家当然有可能变得越来越固执和死搬教条。

在这样的情况下，个人是无能为力的。少昊之难，四十八战而后济。安全的另一层意思则是广义的、隐性的，它是最为基本的安全，不仅是个人的最根本的安全，而且还关系到整个人类生存，不过这类安全与人们的日常生活似乎并没有直接关系的，至少在人们的感觉中是如此。爱智慧这个词从表面上看只是一种智力活动，或者说是一种智力游戏，它通过命题的方式表现出来，似乎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没什么关系，实际上却关系到人类生存之根本，即人们追求智慧的终极目的，或者说潜在目的就是解决人类生存的根本问题。其实不止西方学者有这样的看法，我国也有些学者对中国是否有哲学，也并不十分肯定。

杨国荣说：2007年初笔者在斯坦福时,曾与罗蒂就有关哲学问题作过若干次交谈。从人类学的角度看，古希腊是人类文明进程中的一个特例。  摘要 中华文化是世界上唯一未曾断裂的、活的传统。

而楚国和中国之间的关系一直复杂而微妙，这种情况自西周以来就是如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文化历史命运是一个难以捉摸的谜。2、6、8、11陈来：《古代宗教与伦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第5、291、225、296～298页。古代中国文明领先世界长达两千余年，又在经历了近代约两百年的曲折屈辱的血泪史之后，呈现出不可阻遏的民族崛起、文化复兴之必然趋势与光明前景。

史实表明，楚人虽自称蛮夷。22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顾颉刚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774页。

因为德政理念的核心之一就是施惠于他者，在秩序与和谐之间找到平衡，从而促进不同来源、不同层面的文化整合以及彼此差异的文明融合，这一点，在文明冲突论徜徉于世的今天仍颇有意义。关于这一点，前人论述已详，兹不具论。那么，德的精神气质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郭沫若曾精辟指出，从《周书》和周彝看来，德字不仅包括着主观方面的修养，同时还包括着客观方面的规模——后人所谓的‘礼。这里面何曾有狭隘的民族主义？文化认同感总是能够在民族危亡之际激起救亡图存、抗御外侮的民族精神，强化民族的凝聚力和自信心。

实际上，那种自觉而强烈的历史文化意识甚至比近代以来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流行观念以及诸意识形态更强韧、深刻、有力。（《史记·楚世家》）但楚国的华夏化和中国认同进行得很快，而且比较彻底。从商周墓葬的考古发掘看，西周以后人殉的现象几乎绝迹，这是否也可以从一个侧面看出西周政治理念和文化精神的进步呢？ 总之，以德治国、怀柔远人的政治理念与实践智慧源远流长。由此观之，《史记·五帝本纪》中黄帝与蚩尤战于阪泉之野的记述很可能反映了历史叙述对于民族国家的整合作用。

《左传·襄公二十九年》曰：弃同即异，是谓离德。因而，春秋时期尽管礼崩乐坏、蛮夷猾夏，周王室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然而中国的疆域反而有增无减，诸夏民族又混合了新的血液，物质和精神财富的创造更是空前。

有的论者在追究、探讨边裔民族华夏化过程时，反复强调说，华夏的形成，依赖共同的起源记忆来凝聚。换言之，与德的精神气质紧密相关的政治理念、民族精神和文化认同能够超越诸近代观念（例如自由、平等、博爱或进化主义）甚至政治意识形态，而使得古老的中国文化继续绵延发展于民族—国家的近代体系之中。

13如汉《杨著碑》曰：德以柔民，刑以威奸。春秋战国以来，人们对尧舜的追想（忆），实际上包含了关切王道的人文动机，传说中的尧教化及雕题、蜀、越，抚交趾（贾谊《新书·修政语上》），汤德及禽兽，都反映了这种意识。而中国之所以能成为古代文明历久弥新的孤例，和德的精神气质建构的政治模式、文化认同和精神信仰有重要的内在联系。他这样明目张胆地与中国分庭抗礼，也许出乎周德既衰，戎狄必昌、唯荆实有昭德，若周衰其必兴矣（《国语·郑语》）的念想和野心。……中国文化早期价值理性的建立，首先是通过三代政治对政治道德的强调而开始实现的，是这样一种与政治密切相关的方式在政治文化领域里滋养起一种精神气质（Ethos），而逐步建立起来的。周初创设的礼乐制度就包含了这种政治理念，其根本特点就是大幅度节制野蛮杀戮和暴力征伐，以某种柔性方式处理政治问题，从而使政治原则更趋合理，显示出古代中国的政治理念早已摆脱了丛林法则的支配，这一点似乎可以从德这个语词所固有的（施）恩、惠（及）等语义中看出端倪。

（《左传·僖公四年》）总之，贬抑以力服人的霸道、推崇以德服人的王道乃西周春秋以来政治语境中的支配性话语。李祥俊教授曾提出一个很有启发性的观察角度，提出断裂的传统、解释的传统和生成的传统这三种重要视角，并进一步强调指出：所谓断裂的传统，是把中国传统哲学看做博物馆中的藏品，只是历史的陈迹。

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二帝用师以相济也，异德之故也。那么，我们由此可以明确两点：第一，雅斯贝斯由世界历史视野提出的轴心时期概念对我们理解和解释古代中国文化及其现代意义尤其如此，因为中国文化特征之一，就是总怀着某种乡愁的冲动返回自身的历史深处以重新激活创造的活力。

西周建构起了较成熟的早期国家，其原因和周人推行的具有德政色彩的政治措施有很大关系。总之，中国文化的精神基础之一就是德的精神气质，是以人文理性为核心的精神价值系统。

13《左传》、《国语》经常提到：以德绥戎（《左传·襄公四年》），以德绥诸侯（《左传·僖公四年》），乱在内为宄，在外为奸。陈来提出德感文化说明西周以来文化的特点。春秋时期的秩序维系，在政治层面仍然依赖德、礼的原则，而文化意义上的德亦于看不见的战线展现了它的深度与力度。德的精神气质乃是中华文化的重要基础和内在动力，它孕育了中国哲学尤其重视道德哲学和伦理学的思想倾向。

总之，作为文化精神和政治理念的基础，德、礼的体系还起到了促进政治空间拓展和民族血缘融合的历史作用，从思想史视野看，这一历史过程亦延续了德的生命力，拓展了它的精神空间，从而奠定了中华民族的基本规模，以及中国的政治版图和人文地理空间。一个是春秋末年、战国初期到秦汉时期的轴心时期。

⑤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洞见，说明西周以来的德匹配着礼，而且礼的形成和推行，出于德的精神上的推动。姬、酉、祁、己、滕、箴、任、荀、僖、姞、儇、依是也。

著名的李约瑟问题可以说从一个基础的层面表明了上述近代尺度。《诗》云：惠此中国，以绥四方。

其结果就是把许多古代各族的帝王编排成了古史系统，种族的传承之系谱亦由于种族之融合，原有遥横的系统变成了纵的系统。但是，由于周初封建的推行，方国数量迅速减少，这不能不说是作为政治共同体的周王朝的卓越成功。（李祥俊：《中国传统哲学精神与现时代》，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2～3页）上述说法当然可以移植到我们关于文化讨论的语境中。作为民族认同的德的精神气质 自古以来，华夏民族皆自称炎黄子孙，黄帝还被尊祀为人文初祖，是中华民族的象征。

18顾颉刚：《战国秦汉间人的造伪与辨伪》，载吕思勉、童书业编著《古史辨》第七册（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德的精神气质首先体现为一种政治理念，即德政意识。

伴随着西方坚船利炮和基督教传教士的不期而至，自我餍足的古代中国被迫纳入世界体系之中。这种德的精神气质同样孕育了中国哲学尤其重视道德哲学和伦理学的思想倾向。

（《大雅·烝民》）《尚书·洪范》所论述的治国大法中曾提到：乂用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刚克，三曰柔克。20中国的政治地理版图日益扩大，华夏民族亦愈来愈混血，中国之人所能够想像的地理空间越来越辽远，而四裔的概念也随之推展到了更远的边缘。